白居易（72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代著名的诗人、散文家。贞观十六年（800）年进士及第，时年29岁。十八年（802），又与好友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齐名，并称“元白”。白居易生平坎坷，元和十年（815）被贬为江州司马，移忠州刺史。长庆时由中书舍人出任杭州、苏州刺史。晚年退居洛阳，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今已辟为游览胜地。
白居易的文学创作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宗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他生平写了诸多“讽喻诗”、“感伤诗”寓意深刻，富有深沉的寄托，如《长恨歌》、《琵琶行》等，已成为千古绝唱。白居易不仅诗才横溢，而且散文、祭文也写得自然流畅，别具一格。生平著有《白氏长庆集》。
 
《祭元微之文》是白居易为悼念亡友元稹所作，其悲伤之情跃然纸上，字字血泪、句句断肠，使人不忍卒读。
全文一开始，作者就用简明的语句开门见山的交代自己的身份、官职，及点明“敬祭于故相国、鄂岳节度使、赠尚书右仆射元公微之”而作的祭文。文从元稹的家庭和他的天赋写起：“堆公家积善庆，天钟粹和；生为国祯，出为人瑞，行也志略，政术文华，四科全才，一时独步。虽历将相，未尽谟猷；故风声但树于藩方，功利不周于夷夏。噫！此苍生之不大遇也，在公岂有所足耶？《诗》云：‘淑人君子，胡不万年？’又云：‘如何赎兮，人百其身！’此古人哀惜贤良之恳辞也。若情理愤痛，过于斯者，则号呼壹郁之不暇，又安可胜言哉？”白居易在这里高度赞扬了元稹之“生”、之“出”，于国于世的“功利”，并点出了元稹的卓越才能。至此，对元稹的评价作一收束。接着文章撇开元稹平生他事不叙，仅举其*高官职“将相”，因为元稹为相仅三个月时间，故只能用“风声但树于藩方，功利不周于夷夏”，而一笔带过。当然这一笔带过可能也为了避免与白居易写的《元公墓志铭》过多的重复。白居易在元公墓志铭上评述道：“居相位仅三月，席不暖而罢去。通介进退，卒不获心。是以法理之用，止举于一职，不布于庶官；仁义之泽，止于惠一方，不周于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由于元稹去世时才五十三岁，正当盛壮年华，也是大展其才济世安民之时，却突然归天，着对元稹来说是一大不幸，不能不令人捶胸惋惜。然而，作者却忽转笔锋，认为即使如此，元稹也是幸运之人，因为“此苍生之不大遇也”，所以元稹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吊悼亡友，却故作旷达，告慰死者安心九泉，使人不可解之处：似乎作者对挚友的暴卒没有什么伤痛。然而，哀痛之文以旷达之辞出之，这是白居易的高妙之笔，看似旷达无悲，实则五内俱焚。这一点白居易在《元公墓志铭》中阐明了原因：“逢时与不逢时同，得位与不得位同，富贵与浮云同。何者？同行而道未行，身遇而不遇也！挚友居易，独知其心，------道广而俗隘，时矣夫！心长而运短，命也夫！”仔细体味，作者对人世的概叹，对命运的无奈，以及对元稹英年早逝、未尽其才的哀痛，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作者还援引《诗经》中古人哀惜贤良的诗句，一方面叙写好人命短的人生哲理，另一方面叙写出自己无法替代亡者的深深惋伤，同时，这也就对前文告慰死者作了论证和收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