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资料显示，仅就中国大陆而言，目前的死亡率大约为千分之六，也就是说，中国一年死亡人数约达八百二十万之巨。（按《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号）》，全国人口为129533万）一般而言，一个面临死亡者，他的家人必不可免地会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而同时与死者有关的朋友、同事等也会产生哀伤之情。这样，仅中国大陆每年的临终者和受死亡问题的困扰者就有九千万人左右（以每个逝者10个左右的亲属和朋友计算）。可见，在二十一世纪及其以后，死亡品质的提升，包括殡葬水准的提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若死亡品质不能迅速地、较大幅度地提高，势必拖住人类提升生活水平的后腿，从而让人类全面改善人生品质的努力落空。殡葬业品质的改善，是人类解决死亡问题整体努力的重要组成方面。
     一般而言，科技可以帮助人类去征服自然，提高生产率，获得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大幅度提升生活的水准，但却难以解答人类之死及死后世界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原因很简单，科技所由产生的基础是人类的理性，而理性又主要生发于人之经验。“死”却是人类经验无法到达的领域，“死”存在于“彼岸”世界，是活着的感性的人难以经验的存在。所以，这些问题也许只能求助于生死的智慧。
     所谓生死智慧，本质上即是对人生问题、“彼岸”世界、超越性存在的一种解释模式，而这种解释模式具体就落实于人类的殡与葬的活动之中。从生死哲学的角度看与人类共始终的殡葬活动，其实质就是人类试图突破“生”“死”之界的不懈努力，这是一种悲壮的*终总是归于失败的努力，而且消耗了无数的物质财富。如果站在纯理性的立场、站在科学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切似乎都不必要，毫无意义。但是，恰恰是在殡与葬的过程中，人类创造了丰富的丧葬文化，从而使临终者得到一种稳定感，获得安息之境，特别重要的是，遗属们获得了一种心理的慰藉、一种无穷的期盼、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这其实就是人类解决死亡问题努力所在。问题在于，我们的殡葬业是否真正的实现了这一目标，还是部分地背离了这一目标，甚至扭曲了这一目标？这才是我们要真正要关心、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2、现代人之生死实存与中国人之生死企盼间的紧张。
     所谓中国人之生死企盼，指的是中国人对生死状况的种种愿欲、期望和追求。死是人生之终点站，蕴含着人们众多的生死企盼，其一源于历史传统文化的积淀，二来自社会现实的存在状况，所以，人们的生死企盼具有民族性、多样化、复杂性和变化多的特色。一般而言，中国人的生死企盼集中到一点，即是“善死”与“善终”。所谓“善死”，即人们不是遭受到水、火、刀、兵而死，其死是一种正常且自然的寿尽而亡；所谓“善终”，是指人们临近死亡时，能安卧在熟悉的老屋子里，亲朋好友环侍在旁，临终者可以从容不迫地交待完各种心事，再安然瞑目。并能够“入土为安”，让子孙后代可以“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人们若能实现这种“善死”与“善终”，便达到了理想的高品质的死亡。但是，现代社会中人的死亡，显然与此企盼有较大的差距。
     首先，现代人已无“正常死亡”的观念，人们无论是不是在一个自然而然的状态下去世，皆被视为非正常。人们大都是在医院中经过各种治疗（有许多是非常折磨人的治疗），然后才被宣告“医治无效”而死亡的。即便不是在医院中死去，人们也习惯地将死者视为因某种疾病所致。美国著名的医生舍温·纽兰指出：在现代社会，老年人无疾而终的事是不被承认的：“美国联邦政府发表它的《死亡统计预测报告》，从该报告的前１５项死亡原因中，或从其他任何无情的一览表中，都找不到一个项目适合某些刚过世的人。《报告》异常整齐，它把８０－８９岁及９０－９９岁的人所患的特有的一些致命疾病在病因栏中列出来。即使死亡年龄为３位数的人也逃脱不了制表人的分类术语。……作为一名具有行医执照３５年的医师，我从未鲁莽地在死亡证明书上写过‘年老’一词，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么填写，这份表格将退回给我，并有某位官方记录保管人的简要附注，通知我，我已违反了法律。世界上任何地方，无疾而终都是‘不合法的’”。（《我们怎样死──关于人生*后一章的思考》，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１页）这样，在现代社会，正常死亡的观念实际上已经从人们的头脑中被驱逐出“境”了。那些年龄非常大，显然是衰老而死者，人们也不认为是正常的死亡，因为所谓的“衰老”在现代社会的医疗体系中，也是某种或某些病症造成的（如心血管的毛病、中风、癌症等）。由于当代人之死皆被视为一种非正常的现象，对临终者而言，死亡的悲伤也就更大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这样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而死者的家属之内疚心理和痛苦也更深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死者，为何没有早日发现亲人的病并提供*好的医疗条件及时治愈它呢？等等，这就使中国人生死企盼中的“善死”愿欲落空了，没有任何人是一种“寿终正寝”，这就大大加深了当代中国人之死亡恐惧与悲伤。
     其次，逝者也难以达到“善终”。现代社会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亲人们很难在逝者亡故前全部赶到，而且人们大多是在陌生的异己的医院中去世。然后则是亲人们强压悲痛，机械地添写死亡证明书，还要办理一系列冷冰冰的手续；再后则是尸体解剖和焚化，等等。这一切现代死亡处理方式的工业化、技术化的操作几乎都与中国人生死企盼中的善终要求相背离，这也即是我们常见的中国人临终前总有返家的热切渴求，还有许许多多亲人未到齐，逝者“死不瞑目”的故事，以及尸体解剖和焚化遭到民众本能抵触的深层次原因。
     所以，现代中国的殡葬业应该充分注意到中国人生死企盼的特点，消解死亡处理方式的工业化和技术化操作造成的负面影响，使之更具人性、更有人情味和人伦家庭的氛围，以提升现代中国人之生死的品质；同时也真正提高中国殡葬业的水准，让逝者走得安心，让丧亲者能放心，让社会能满意，从而为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3、中国殡葬业存在的一些问题
     中国的殡葬业应该说现已初具规模，与从前比较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中国殡葬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主任朱金龙先生认为：中国的殡葬业正面临一场刻骨铭心的改革。以开展诚信经营为内容的活动已经拉开了序幕，殡葬业的经营者正在以诚实经营、人性化和规范化的服务树立正面形象，努力消除过去因为塔陵传销的经营欺诈、专营机制下的强制消费和过多利润空间的暴利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参见《走向文明与现代的中国殡葬业》，文载《**届国际华人生死学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2005年4月，第127页）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殡仪系教授，系主任王夫之认为：中国殡葬行业的状况是：（1）殡葬职工的文化素质在全国所有行业中是*低的。1993年春夏，王夫子先生先后去了长沙、北京、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的殡仪馆，发现那里小学、中学（及未毕业）者占百分之90以上；其它城市（如县城）的殡葬职工的文化素质的情况就更加不容乐观了。（2）殡葬行业自身对殡葬服务缺乏认识。民政局长们、殡仪馆长们，作为本行业的管理者，对殡葬服务极端地缺乏认识，他们简单地将“殡葬服务”等同于“烧尸体”，认为没文化的人照样可以干。（3）殡仪馆的设施状况许多地方政府对殡葬服务缺乏认识，再加上物质条件的限制，殡仪馆设施建设的档次非常低，认为“反正就是一个烧尸体的地方”。五个人，五万元钱，五亩地建一个殡仪馆，被戏称为“三个五”。殡仪馆通常是黑糊糊、昏惨惨的地方，高大的烟囱往外冒黑烟，令人望而生厌。（4）殡葬管理与殡葬服务的水平非常低。表现在：职工的仪表仪态不规范、服务态度差、服务项目单调、收红包、刁难丧户等，殡仪馆的社会形象非常差。丧户来殡仪馆治丧，他们多半带着某种“怨恨”的心情离开，这造成了丧户的精神再一次受到伤害。（5）殡葬行业遭主流社会排斥。由于殡葬行业的上述不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影响，殡葬行业为人们所鄙视、歧视，被长期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6）基本上没有殡葬教育。（参见《我从事殡葬职业教育的经历》，文载《**届国际华人生死学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2005年4月，第15-17页）
     不唯中国大陆的殡葬业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中国台湾地区的殡葬业的状态亦不容乐观。台湾著名殡葬学者邓文龙博士指出：“然而反观台湾地区殡葬业，数百年来不仅未见改革，较古圣先贤尊礼、重礼，有开倒车之势，更呈现下列种种怪异的现象，一则是丧礼的「贵」—一场丧礼动辄数十、百万甚至千万元，二则是「乱」—混杂各种〝奇风异俗〞及难登大雅之堂电子花车孝女白琴，很少符合礼节的仪式，更遑论丧家（往生者及家属）是否受到应有的尊重 。其结果，执行殡葬服务的业者，其地位在社会上越不受重视，从1997到2000年民众对殡葬业不满意程度逐年增加（表二、表三），甚且被打入下九流行业之林。
     表二：不满意度统计
     年度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不满意度() 73 82 84 91
     
    
     表三：对传统殡葬业不满意的原因
     1. 不肖业者对往生者大不敬 98
     2. 依礼俗大赚红包钱 98
     3. 藉哄抬不守承诺 95(平均差价10~20万)
     4. 利用人性*脆弱的时候欺骗 92
     5. 欺负民众无经验、无相关知识 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