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来自于中国*北端的北极村，她的文字从自然中缓缓流淌。她也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品中，敲响警钟。她如何承担苦难？什么是她的恐惧和幸福？她如何面对死亡？本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向读者敞开心扉。
从国际台坐上出租车，花了两个小时的车程来到迟子建在怀柔开会的地方。当我离开的时候，看着我们谈话时一桌两椅在窗下的剪影，突然有点想念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那一个地桌和半瓶旧酒，魔术师的妻子就是在那里和蒋百嫂聊着，喝着，直到夜凉如水。我很希望我们的谈话也可以是在一个夜晚，借着酒劲，不要录音，也许那样，还有更多的话题。
不过已经要知足，如果对着镜头，两个女人也很难轻声细语地说着内心的感受。对于迟子建的采访我并没有当成采访，我觉得穿过巨大的城市，去见的是一个素未谋面但已经熟悉的朋友。她的作品很多，但当我们要向世界推荐一部作品，是哪部？她说：让他们看《额尔古纳河右岸》。
我不希望鲜活的少数民族变成遗址
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群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喜爱的食物而搬迁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倍尝艰辛，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这当中的故事就来自迟子建笔下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记者：是不是提到生长环境，你从小就跟《额尔古纳河右岸》里写到的部落离得很近？
迟子建：嗯，很多读者可能认为我是完全凭借采访或者是什么，那个只不过是微乎其微的东西。其实这个作品对我来说，它意味着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背景，而这个背景我熟悉之极，因为我从小出生在那里，大自然一年四季风云变幻，我了然于心，并且与他们有相似的世界观。没有这个背景，我想我没法去写这样的小说。
记者：所以尤其以**人称自述的时候，可能会更顺畅地把自己心里边的那些东西表现出来。
迟子建：嗯，融入一些自己的情感。
记者：你去国外交流的时候，是不是也能看到一些很有共同处境的，就是所谓当地土著的那种人，整个地球上，很多个不同的角落，都有类似的这种事件在上演。
迟子建：当然了，写这个长篇也有这方面的触动，就是在澳大利亚，我曾经去了一个月，在达尔文市，它是北部很干旱的地区，当地的土著，政府把他们请下来，也是在一个部落里面，下山以后，政府也给了他们补贴，生活上有保障，可是他们把这些钱基本都挥霍到酒馆和赌场了。我每天晚上去海边散步，在海边公园里就看到那些土著，他们肤色黝黑，胳膊特别的细，但是每个人无论男女都是鼓着肚子。
记者：肚子鼓鼓的？
迟子建：对，很有意思，他们有的乞讨，有的在那儿卖画，整个的精神状态不是一个鲜活的生命的那种状态，是一种颓废的，向下的，糜烂的那种生活状态，我特别痛心。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他们的生活。是什么让他们变得没有尊严？因为我觉得生命尊严是*重要的，我想主要就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融入了他们不该融入的生活当中，他们才会产生这种情态。
比如说，2005年我曾经和刘恒去爱荷华三个月。后半个月，写作中心组织作家们旅行，领我们去密西西比河畔。有一天他们兴致勃勃地说，今天去山里，去看印第安人的遗址，我还挺兴奋，我说好，今天可以看到印第安的遗址。结果我们爬山，在密西西比河畔的一个山里，走了很久，他们指着山崖畔的几块很小很小的石片告诉我们，那就是印第安人的遗址。现在想来，其实并不可笑，就是说，我不希望一个文明社会把一个鲜活的少数民族，或者被称为异族的人，不管怎么称谓，把这样一群民族的人，*后只剩下遗址，而且这个遗址已经萎缩到几块石片，这是可悲的，这不是人类文明的进程，我觉得这是野蛮的行为。
90岁的时候写一篇文字纪念今天
迟子建经常用自述的方式来展开故事，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当中，讲述者是这个民族当中*后一位酋长的女人，在一个清晨，她是这样开始讲述的：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它们就像我身下的已经磨得脱了毛的狍皮褥子，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留下的是岁月的累累瘢痕，坐在这样的褥子上，我就像守着一片碱场的猎手，可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而是裹挟着沙尘的狂风。”
记者：我想象的是你90岁的时候，也看着雨和雪。
迟子建：你这样说，我特别开心，希望有幸到那个年龄。
记者：到那时，一天讲一个长长的故事。
迟子建：到了90岁，思维如果不是很迟钝，我肯定也没有精力写《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的长篇。那我借你吉言，我真是可以，哪怕写一篇散文，我在那一年，我要纪念一下，纪念你今天说的话，希望你那个时候还能看见。(笑)
记者：我一定好好活着，等着那一天。
迟子建：没问题的。
记者：不管是长是短，写下来的东西就是生命里特别瑰丽的一部分，但是我看到你书里描写的那些小人物，其实可能他们跟作家还不一样，他们经历的那种东西，他们甚至没有话语权，他们想释怀的方式也很难，比如像蒋百嫂这样的人，在生活里，在小说里都有，像这样的人，当他们遇到苦难，去面对生活，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样？
迟子建：我确实写了很多小人物，你提到的蒋百嫂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可能她应该是*出彩的一个人，我觉得她的痛苦，她那种内心压抑的东西，失去丈夫又不敢说出真情，心里埋藏着一个惊天秘密，而这秘密背后有着罪恶的交易，这是大痛！
飞出作品的蝴蝶
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主人公的爱人，也就是文中所提到的魔术师因为车祸离开人世，而另一个人物蒋百嫂，她的老公被矿难夺去生命后，出于种种原因却无法将死亡的事实公之于众。蒋百嫂只能将他的尸体藏在冰柜里。这个女性角色，与迟子建的心灵交汇可谓*深。
记者：写作不光是为作家自己来疗伤，或者梳理自己，也是给这个社会，或者把伤口露出来，或者让一部分人看到这个，知道什么是这个社会应该重视的、解决的东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一开始带来的肯定都是比较揪心的东西，一点一点化解，本身他的职业跟魔术有关系。我觉得如果从剃须刀的盒子里变出一只蝴蝶，理论上也可以，但是那个其实更像一个超现实的东西。我看到那儿的时候，心里没法形容。是突然一震，因为整个的感觉都很真实，你活在一个非常现实的世界里，*后却有这样一个结局。那个结局是你在写着写着找到的，还是*开始你就觉得，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有点魔幻的东西？
迟子建：我从开始就有这种意向，当然我没跟媒体说，这是一个事实。我爱人去世以后，我确实保留着他的剃须刀盒，是一个很大的，像小说中描写的那种黑盒子，那里还有他的胡须。
记者：其实女孩对剃须刀也都不会很陌生，大家有男朋友什么的，如果以前我看见里面有他的胡楂儿，我会很不高兴，但是你有一个描述，让我觉得，突然就变得不一样了，就是那个是连通着它的血液的。
迟子建：是。
记者：会让人在心里有别样的感觉。
迟子建：胡须还残存着他的血液，让我觉得他还有呼吸。
记者：所以就是一种，他就不仅仅是烙印了，就相当于他还在一样。
迟子建：是的。他去世刚好八年了，我有的时候会打开那个盒子，觉得挺奇妙，我老觉得我打开的一瞬那里面会有变化，所以我很自然地写到了这样的结尾，我真的觉得会有一只蝴蝶飞出来。我小的时候去森林里捉蝴蝶，会把捉来的蝴蝶放到一个药盒里。你可能不知道，那时的山村医生，开有一种叫山楂丸的药，那是*好吃的。
记者：这么大的一个吧。
迟子建：对，大山楂的样子。
记者：现在我们也有人吃。
迟子建：那时候我*开心的就是，能上卫生所开一盒山楂丸吃，山楂丸的药盒就是方方的，那药盒就跟剃须刀的盒子一般大，我们捉了蝴蝶，就把它放到那里面，所以我会有这种生活上的经验。你把那个剃须刀取出来，剩下的空盒子里，别说一只蝴蝶，十只都能放得进去，那么我会想，我期待着一种奇迹，那就是蝴蝶。从开始写，就有这种想法，所以有人说我可能是写到*后，情不自禁让它飞翔出来，也不完全是，这是有生活基础的。
记者：这样的情景点在*后，你有没有觉得，看过整篇文章，忧心的人，真会有种舒解的感觉？
迟子建：与其说是安慰那个作品的女主人公，说蝴蝶绕着她飞了一圈，落到她无名指上；不如说从一个写作者来讲，我更希望是告慰已去的人，就是说这样的盒子里还可以有蝴蝶出现，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
有一片人间的叶子飘落
记者：接下来的问题你可以不答。我每次问这个问题都特别不好意思。有没有想过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
迟子建：没想过。
记者：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迟子建：死亡是不可以选择的，我倒是希望像你所说，到我90岁的时候，写完雨和雪，一个老太太围着火炉，喝上一杯酒，然后没了，那当然*幸福了。
记者：那是*幸福的。
迟子建：对。当然很多东西，这是不可预想的。你们干吗要问大家的死亡呢？
记者：因为它让人恐惧。太多的作家都在写死亡，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小说里面的设计很多。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小说里的设计真的是小说里的设计。我希望知道大家真正面对它的感觉。
迟子建：别人怎么回答，怎么去死？
记者：张贤亮说他要自杀，因为他觉得他已经非常成功了，他什么苦难都受过了。
迟子建：王安忆呢？
记者：王安忆好像还是希望一个很平和的。
迟子建：像我这样90岁？
记者：她没提多大，但很平和。韩少功说，一定要突然，不要给别人留麻烦，比如说车祸什么的。
迟子建：我不这样想，我觉得，因为我承受了我丈夫车祸去世的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灾难，对死者那可能是一个瞬间，他们无知无觉，但是对于他的亲属和后人，这种忧伤是无尽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活到老得让人都烦，我自己都烦，就是80岁其实都足够了。
就是活到了，我把我要写的都写了，我要表达的都表达了，而我觉得我的空间拓展到了我无法再拓展的那个边界，或者是说，我到了一个我在写作上仍然无限渴望还要写，可是我的体力又不支的那个年龄，但是呢，我还能喝一杯酒，老眼昏花地看着窗外的树。这个时候你没了，那就是很自然的，你回归自然当中，不会给别人带来什么痛苦。也许窗外的树木和飞鸟会觉得，啊，有一片人间的叶子飘落了，这就很好。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
记者：向往。很难了。
迟子建：对，希望上苍怜惜我承受过的苦痛，给我这样一个不让别人痛苦，自己也不痛苦的结局，当然这是*理想的。
记者：我记得阿来说其实一个祥和的死去，也是一个回馈。
迟子建：对，对，我觉得他说得很好。
当代作家深度访谈栏目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作家协会和本报共同主办。周日19时至20时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FM90.5)《环球名人坊》播出。
迟子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1964年出生于漠河。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
2008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部描述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作家以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讲述了这个弱小民族顽强的抗争和优美的爱情。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小说以小见大，以一曲对弱小民族的挽歌，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悲哀，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